克利福德·格尔茨：反反相对主义 / 翻译

无论我们是不是人类学家，我们都曾经将他们称为「人」——然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样的态度其实充满了非科学的傲慢。甚至在我们最尊重的杂志中，我们可以毫不顾忌地展示他们的裸体，因为在我们眼里，他们那下垂的、尖锐的乳房，与牛的乳房一样是非人的。但是，不久后我们醒悟过来，开始让他们穿上衣服。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观点，怀疑我们对事物的固定看法，并开始接受相对主义，尽管它可能并不被大家接受。我们开始赞同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在完成整合、对话和构建社会的任务。我们白人的优越感曾经沉甸甸地压在我们身上，但当这种压力消除后，同样沉重的内疚感就取而代之了。

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医生会说「他死了，太好了」，人类学家也不会在结束对某种文化的调查后脱下工作服说「这种生活方式太糟糕了！」即使这些当地人生活贫困，满身尘土和疮疤；即使他们被更强大的力量踩在脚下，直到他们像路面一样平坦；即使他们正在濒临灭绝——观察者仍然可以评论说他们经常微笑，他们的孩子不爱打架，他们如此平静。我们可以羡慕祖尼人的和平生活，也可以羡慕纳瓦霍人 (Navajo) 的「快乐心境」。

当我们发现食物禁忌、割礼或阴蒂切除术有实际的功能性理由时，我们感到惊讶。如果我们仍对人祭或猎头行为感到道德上的困扰，那就说明我们仍然受限于狭隘的现代欧洲观念，对此没有同情，也无法理解，甚至不能理解。然而，当我们在悠闲的夏日海边部落遇到毫无禁忌交媾的青少年时，我们会想知道，他们能否避免我们年轻时期经历的压力，即使我们内心深处希望这是假的。

有些人类学家已经把道德观点与所有的束缚全都解开，那是对艾略特、阿诺德和爱默生等人如此神圣的观点。科学和艺术也随着「变化」的潮流而飘荡。他们将任何对客观知识的信仰都称为「基本主义」（fundamentalism，或「原教旨主义」），仿佛它和愚昧的经律主义 (Biblical literalism) 是同一个东西。他们主张人的全面易变性 (total mutability) 和完全的社会化，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再把这些东西看作知识，只能看作是「信仰」(doxa) ，或者叫做「观点」 (opinion) 了。

相对主义具有以下令人反感的后果。具体来说，它通过限制对人类行为的批判性评估使我们失去戒备，剥夺我们的人性，让我们无法进行交流互动。也就是说，无法进行跨文化 (cross-cultural) 或跨子文化 (cross-sub-cultural) 的批评。最后，相对主义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批判的空间…… 相对主义的背后隐藏着虚无主义。

在马克思描述的世界中，核心动力是经济利益。对弗洛伊德来说，主要的推动力是性。……尼采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将「上帝之死」(the death of God) 视为……一场历史事件，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后果。在先进的种族中，宗教冲动衰退，最终消亡，这将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白。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个历史的空白。尼采正确地预见到，最可能的替代者将是他所谓的「权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 。宗教信仰的地位将被世俗的意识形态取代。那些曾经充斥着极权教会的人将成为极权主义的政治家。旧秩序的结束是对这些帮派政治家的召唤，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在「相对宇宙」中飘荡的、无人引导的世界。

不久前，我第一次走进这片丛林，当时的我才顺着英国道德哲学的那个干燥小花园溜出来。我这样做，是为了思考人性和恶的问题。我认为，世界上的恶是真实存在的。恶的存在既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强加给我们的想象，也不是我们的意志创造出来强加给世界的东西。这样的观点是虚伪的。我们无权选择去憎恶什么。文化当然会改变细节，但我们可以批评我们的文化。

我们用什么标准（standard，注意是单数）来进行这种批评？人性的什么基本结构是文化旨在完善和表达的结构？在这堆问题中，我发现弗洛伊德 (Freud) 和荣格 (Jung) 等心理学家们在一些地方开辟了空地，他们的原则似乎让人心存希望，但对我来说并不十分清晰。

其他区域正在被人类学家们绘制，他们似乎对我的问题有些兴趣，但他们喜欢说，人类共有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有的秘密都在文化之中。我觉得这种看法过于肤浅。……我最终找到了另一片空地，那里由那些研究其他物种本性的人——洛伦兹 (Konrad Lorenz) 、廷贝亨 (Nikolaas Tinbergen) 、艾比斯-艾比斯费尔特 (Irenäus Eibl-Eibesfeldt) 、德斯蒙德·莫里斯 (Desmond Morris) 扩大了传统动物学的边界。他们已经在「本性是什么」的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在达尔文 (Darwin) ，乃至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传统上的最新工作，直接关乎亚里士多德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今天变得特别紧迫。

理解这个观点（「自然不仅仅是一种状态或活动，而与生命的其他部分相称」），就可以解答「自然」这类概念的疑惑，这些疑惑使得许多人认为这类概念无法应用。这些概念既有强意义，推崇某些事物，也有较弱的意义，不为某些事物辩护。在弱意义上，虐待狂的行为是自然的，这只是表示它确实发生了，而我们应该去承认它。但在一个强烈且完全正当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虐待行为是不自然的——也就是说，以这种自然冲动为基础，进而在生命中组织起的活动。如巴特勒主教 (Bishop Butler) 所言，这「有悖于人性的整体构成」。就如成年人在床上咬对方完全是自然的，但是教师为了自己的性满足而「欺负」孩子则是不自然的。

这种行为除了造成的实际伤害之外，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不自然的例子，它们并不直接使其他人受害，比如极端的自恋、自杀、执念、乱伦和互相吹捧的小团体。我们会说「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生命」，意味着生命的中心已经出了问题。还有更多的例子，如攻击他人、排斥残疾人、忘恩负义、报复、弑亲等。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因为它们反映出人性中一些普遍存在的冲动。但当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思考自然，不仅思考一堆零散的部分，而是思考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时，攻击等行为就可以被称为不自然了。如果它们以任何形式破坏了整体结构，那么它们就是那些会毁掉整体的部分。

也许我们可以从医学这个领域获取一个非常成熟的模型或者对比，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完全功能主义的社会科学。对于医生来说，他们能通过基本理解自我调节的生理系统的问题，以及对生物体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健康或正常运转状态的普遍认知，从而使得理解个体生物体的身体特性变得更加简单。理解一个病人，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把他或她的健康状况与一个稳定且客观的健康标准进行对比，这个标准在希腊被称为aretē。虽然这个词现在通常被翻译为「美德」（译注：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中译本），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它只指任何功能分析主体的特征或明确优点。

简而言之，（我的田野调查）使我确信，许多动机倾向在文化上是不变的，许多认知取向也是如此。这些不变的倾向和取向源于普遍的人类生物和文化常数，它们构成了那种我曾经拒绝接受的普遍人性，我以前认为它只是另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

「文化相对主义」这个概念被用来对抗一般的种族主义观念，尤其对抗原始心态（primitive mentality，或译作「原始思维」）的观念。然而，至少有些人类学家也利用文化相对主义来维持一种倒置的种族主义 (inverted racism) 。也就是说，它被用作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批评工具，结果导致西方文化及其心态被贬低。

宣扬原始主义的哲学……「原始人」的形象被用作……追求个人乌托邦理想的载体，和/或作为表达对西方人和西方社会的个人不满的支点。采取的策略有各种形式，以下是一些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 西方社会试图废除私有财产、不平等和侵略行为，有合理的成功机会，但在许多原始社会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情况。(2) 与一些原始人相比，西方人在竞争、好战、不容忍偏离 (deviance) 、性别歧视等方面是独一无二的。(3) 偏执狂并不一定是一种疾病，因为在某些原始社会，偏执思维是制度化的；同性恋并非偏离，因为在一些原始社会，同性恋者是文化的焦点；一夫一妻制并非可行，因为在原始社会，一夫多妻制是最常见的婚姻形式。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怎样才能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适应了环境。尽管在人类学中，我们一直都有种观点，认为没有所谓的偏离正常的社会，这种观点一直很难改变。可是，在社会学中，我们也明白，这样的偏离正常的社会确实是存在的，这给我们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我们对于人的本性了解得太少，所以我们不能判断一个社会到底怎么算失败。但是，看看报纸上的新闻，犯罪率、自杀率等都在上升，这就说明，我们应该去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的生存问题。

反对相对主义的最佳证据就是人类学家们的活动本身，而支持相对主义的最佳证据则在于人类学家们的著作。在他们的著作中，人类学家们重新审视他们的步骤，把他们在实地考察时并不觉得难以跨越的浅薄而不规则的文化边界转变为深不可测的鸿沟，从而保护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并为他们的哲学和非专业的读者提供他们想要听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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