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独立的知性生活：谈谈理想与现实

学人君按：本文为学人Scholar公众号“写给年轻朋友”系列文章的第二期。本期嘉宾是耶鲁大学本科生高文斌。他将结合自己的学思经历，和大家谈谈“理想”和“现实”。

推荐阅读：带着“问题”，用心出发——写给年轻朋友们的话

文 | 高文斌，学人Scholar学术观察员

耶鲁大学本科生

我出生在青岛，但是家乡留给我的只剩模糊的印象。从青岛出发，我到了美国，又从美国到了欧洲和北非。在不断的迁徙中，我常常感到疲惫与困惑，仿佛生活像沙子从指缝间滑过，什么也没有留下，而环境的不断变化也使我难以提炼出清晰的处世准则。我所依赖的，只能是不间断的反思，我暂且把这种状态扣个高帽，称作“自觉独立的知性生活”。但愿我的经历与感想能给大家一个不太一样的视角。

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谈理想，而社会变化之快，常常令人惊恐。因为这篇文章是给大学新生写的，我就难免回忆起我的高中岁月。那是像流星一样坠落的几年。我现在回看，惊觉生命中最关键的阶段恰好在大时代珍贵的临界点上。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积累，资讯流通相对自由，“大国崛起”的话语已看到萌芽却尚未形成泰山压顶的普遍态势。那几年在我的重点中学，大家传看议论的是余英时、陈丹青、陈寅恪、米兰·昆德拉、乔治·奥威尔。虽然青年人的批判近于空洞的姿态，但是起码姿势正确。毕竟“理想”是一个有批判力度的概念，没有批判，根本不可能有理想。另一方面，方兴未艾的社交媒体尚未无孔不入，我和朋友们都不是网络生物。我们曾经冒着微雨翘课去听李心草讲交响乐，曾经在书店里用速写本画对方的手。不过忽忽几年，我与现在一些高中生已仿佛两个物种。对于大陆高中的现状，我既缺少了解，更谈不上同情，基于一些碎片化的观察，我宁愿自称悲观主义者。

至于美国，我曾有很高的期望。现在落空了。这与其说是美国不好，不如说是曾经的我对现实缺少认识。我最近常常出入纽约，我深切地感到这是一个没有理想的城市。在纽约人人都可能成功，但是这个城市对崇高的、有清晰形状的精神生活很不友好。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从纽约开往新泽西的大巴上，戴着耳机听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听着听着若有所悟，就给一个同好古典音乐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年轻人不喜欢听古典音乐了。因为古典音乐那个美好的理念世界根本无力刻画当代都市生活的现实。这不仅是尺度的问题。贝多芬的壮美在巨大的钢筋混凝结构前当然是无力的。可是就算巴赫这种具有宇宙尺度的音乐家也无法刻画纽约。因为纽约不仅是太大，大到让任何高贵的灵魂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个畸形的黏糊糊的城市还充满了卑微、琐碎、空虚、寂寞、无聊，这些‘反理念’的情绪是巴赫与贝多芬无法理解的。”几天之后，我在时代广场约一个姑娘吃饭。饭后我请她听舒伯特的C大调《幻想曲》。我放了大约八分钟的一段，她稀里哗啦地哭了八分钟。之后她跟我说：“这种音乐听多了，在纽约就过不下去了。”

美国纽约

当我们谈论理想时，如果我们指的不仅仅是目标，而是有一定抽象性、理念性的精神追求，那就难免与当代生活的现实产生矛盾。对生存处境的艰难与悖谬，我们可能无法解决，甚至无法解释，但是起码要有自觉的锐识与痛感。如果只是麻木地照抄消费社会的话术，那么谈再多的理想也是没有意义的。我在美国感到最触目惊心的，是所谓“心理咨询”行业的极度膨胀。美国学生遇到困难之后，往往立即寻求therapy，甚至服用抗抑郁药物。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已然是暴利产业。学生吊诡地变成了“病人”，思想问题成了病理问题，出路不再是反思而是治疗。资本逻辑与智识怠惰之间的默契，让我对美国千禧一代的前景非常悲观。因为去国日久，我无法评论国内高校的现状，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更何况被消费主义规训的人群逃避思想，视思想为负担，宁肯焦虑而不肯忧伤，宁肯抑郁而不肯痛苦，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必然现象，绝不是美国独有的。

我的理想一直比较单纯，我就是喜欢读书。只有读书能够使我快乐。我的朋友也以向往学术生活的读书人居多。和一般的职业（profession）相比，学术更像是一种志业（vocation）。韦伯当年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演讲，就叫作《以科学为志业》（Science as a Vocation）。这里的“科学”是一个比较宽的概念，现代一切的学术研究都可以包含在内。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国内外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我对这篇文章的意思体会得比较深。韦伯强调学者不宜积极介入政治，不宜鼓吹“价值”，这和当下一些强调现实关怀的声音不太一样。我不觉得学者可以完全避免现实关怀。韦伯在1917年风雨飘摇的时刻选择这个话题来讲演，本身就是一种关怀，也透露出他的一些价值倾向。但是韦伯清醒冷峻的声音提醒我，如果不与热闹的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学术的理想是无从谈起的。美国高校常常被一些过眼云烟的政治事件动员起来，这是比较遗憾的。哪怕是热衷政治活动的人，也需要沉思和独处，否则很容易变成工具和传声筒。

韦伯在1917年11月7日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虽然我们的理想与现实可能有矛盾，但是我必须指出，对现实的无力感也可能变成自我感动、自欺欺人的话术。一个对自身处境高度自觉的人，他的心思应该是比较从容清澈的，他的无力感应该是比较少的。我很喜欢李白的诗，可是我同时觉得李白未必是青年人的好榜样。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夸张的心理变化是最充分的自我感动。但是实际上，哪怕有长风，李白未必能破浪；哪怕有云帆，李白也不可能横渡沧海。而李白生命的意义，也不必缠绕在这些夸张跳脱的意象上。在一个相对困难的处境中，他依然可以对身边的人展现出更细腻真诚的善意。但是这些事他是不屑做的，所以才会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其实“蓬蒿人”有何可耻？大诗人何苦“仰天大笑出门去”？就算没有迫使他“摧眉折腰”的“权贵”，以李白这的性格，可能也无法得到“开心颜”。学人Scholar的青年读者应该是爱读书爱思考的，可是对于经典的思想资源，我们不能没有甄别和反思。对于“理想与现实”这个话题，我们形成了一个陈陈相因的叙述模式，似乎等待我们的要么是犬儒与油腻，要么是痛苦与牺牲。有时候我们也会谈起某种内涵模糊的中道理性，某种“妥协的艺术”，但是我们并不确定自己在说什么。

理想应该是什么？人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什么？对这些私密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我不敢好为人师。我还是描述一下我所经历的成人生活的状态。成人生活是很苦的。如何对这种苦高度自觉，并从中生出喜乐的心，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做的功课。在纽约地铁上，很多人戴着耳机听音乐。可是我不太理解这个行为的意义。因为纽约地铁噪音实在太大了，即使是满格的音量也很难听清音乐，而满格的音量只需要十五分钟，就可能对人的听力造成永久损害。在纽约地铁上我特别得迷茫。老实说我没有办法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保持喜乐，我也无法理清自己和同车厢的人的关系。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耳机只是一种拒斥外部世界的姿态。但是这样就真得能把混乱与焦虑挡在外面了吗？也许在纽约，真的只有冷漠的人才不会受伤？

大家从高中单纯狭小的空间奔向广阔天地，只靠自己是不行的。个性鲜明的朋友是人生宝贵的财富。现在的重点高校里，最不缺相似的优秀，最缺少独立的性情。我很幸运地遇到过几个有棱角的朋友。比如我曾与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朋友讨论移民身份的话题，他很不屑地说：“交叉身份有什么好？在美国当外国人最没有意思！”当时我正热衷于剖析自己作为“外来者”的所谓“文化认同”，他让我一下子认清了这个话题的庸俗与无聊。我的另一个朋友，曾经与我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回来的路上我有一肚子感想要发表，他低着头走不理我，被我逼急了就愤怒地说：“看个电影谈他妈屁感想！”我一段时间后才理解他这句粗话里的深意，又碰到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告诉我“好电影不需要被言说”，可是这时候这位朋友已经从耶鲁退学回国搞电影了，我想再向他学习也没有机会了。

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语言饱和的社会，一件事情不被言说就不具有意义，而这种言说又往往是大众传媒、商业机构乃至公共知识分子开足马力的意识形态操播。这时我们不得不对形形色色的“话术”保持警惕，否则很容易丧失人格和思想的独立。以我在美国的经验看，精英高校里的左翼话术（多元、创新、改变世界、公平、正义......）已经异化成唯我独尊的咒语，被咒语操演的年轻人一面不断上演程式化、同质化的叛逆情景剧，一面在资本的指挥下疲于奔命。在中国，话术的内容当然不尽相同，但是操播手法有相通之处。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些话术的影响或者污染，但是我们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扪心自问：我有没有沉入庸常琐碎的专业生活？我为之沾沾自喜的“理想”，究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约定俗成的套路？

现实需要去经历，未必需要被谈论。至于在当下谈论“理想”，则确实有点不合时宜。那句著名的“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一旦变成家喻户晓的口水歌，就难免意识形态操播的滑稽感。不急忙去承担社会期待的责任，不在半催眠的亢奋中扮演某个合理的角色，不被碎片化、重复性的口号操练起来，可能还得靠读书。如果没有那些经典的作品，我不知道会变得多么面目可憎。我把我的困惑和我向往的知性生活写出来，与即将步入高等学府的诸君共勉。取法乎上，如果能得乎中，我们就该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