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聊哲学 -- 什么是元叙事？/ 哲普

我们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知识信息，文化和政治视野的全局性和总体性被通通打碎。古典哲学家们不断追求的普遍理性早已沦为笑谈，「大」的东西总被视为虚妄和欺诈，我们所有的认知和文化的出发点往往都是「小」和「局部」。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滋养着我们这代人，它让人可以抛去「大」的桎梏去追求享乐。

但这个世界也同时深受着「小」和「局部主义」的毒害，这种信息和知识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有穷尽的争执和互相攻伐。在知识的典范，在自然科学那里是这样的，科学分化成无数充满隔膜的学科。在大众文化中，主流和亚文化的冲突从未停止。在信息的传播领域，我们看到了所谓「人人把握话筒」的自媒体时代，是多么纷繁嘈杂又极度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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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把这种态势看的明明白白，因为对于知识状态之变化，感知最为敏锐的当然首先是作为知识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的知识分子。「知识将死」这一呼声反复出现在历史中，在印刷机，大众报业，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这些工具依次诞生之际尤其如此。而在利奥塔看来，不是「知识将死」而是「旧的知识间关系将被新的关系代替」，这集中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就是两种知识分子的对立。利奥塔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旧知识和旧知识分子的掘墓人」。

所谓叙事就是讲故事，有人讲述，有人倾听。但却不是自由地讲和听，讲述者和倾听者都被限制在一定的位置上，倾听者再次将故事转述出去，在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倾听者必然服从，故事赋予了讲述者一定的权威。比如「女人是由亚当的一条肋骨做成的」，「撒谎的孩子会长长鼻子」，「圣诞老人有一个坏孩子名单」，「勤劳的蜜蜂终将获得甜蜜」，「我们这个民族起源于那片流域」，「乱伦的俄狄浦斯终将受到命运的惩罚」。叙事既表明一个个价值，又会吸纳和组织一些事实材料，辅助以优美的诗歌或者凭借一部电影让某个叙事广为被传颂。传颂的越广，这个叙事的历史就越悠久。越是「自古以来」它的效力就越强大。就如同尼采所说的权力和真理之间相互背书，父母对子女，君主对臣民，男人对女人，主人对奴隶的统治不仅仅靠刀剑、更是依赖于叙事的力量。

几乎所有的传统习俗，成见和大部分老百姓的常识都是叙事，比如「女孩相比男孩更不擅长数学」，而叙事偏偏是自证自明，不可证明也不可证伪的。科学要得到承认、很多时候还需要叙事力量的帮助，比如辅助了「男孩更擅长理科」这种成见的脑科学见解更被社会所认同。

Ben Heine

利奥塔将叙事和科学同看作是知识，因而他说：「如果我们认为‘知识’仅仅是指一套定义指称性的陈述，那就太偏狭了。知识还包括了『如何操作的技术』，『如何生存』，『如何理解』等观念。因此知识是一种能力问题。」即知识不再是一种活动的原材料或产出，而是这个活动本身。要做到这一点利奥塔借助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或者说语用学来理解叙事和知识之间的关系：

科学和叙事分别是两种语言游戏，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则。科学知识的语用学（注意利奥塔在这里将科学限定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实验自然科学）不同于叙事知识几乎在内部容纳着各种类型的语句，包括描述性陈述、规范性陈述以及疑问和，反问和自言自语等等。科学语用学只容纳以下两种条件限制的描述性陈述：

语言游戏理论由维特根斯坦提出，该理论主要的靶子是维特根斯坦自己早期在《逻辑哲学论》的思想，即存在一种一尘不染的，绝对正确的元语言能够作为其它所有语言的蓝本，偏离它就会产生语言病和形而上学。数学和逻辑就像是一条轨道，这个名为正确的轨道仿佛被刻在人的脑中，不按照轨道行进就是僭越。

而后期维特根斯坦根据棋类游戏提出语言游戏理论，即语言是一种很多游戏玩家在一起，边玩边制定规则，其意义由大家约定俗成的用法而形成。「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其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而在对使用某个语词之前，也就是在下一步棋之前，游戏者已经和他的对手就所有棋子的用法实现达成了同意。这样就说明没有任何一种玩法能充当其它玩法的范本，玩法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Robert Gonsalves

就算是一个围棋天才也没有资格对一个在巷子口下象棋的孩童指手画脚，因为他并非那个棋局中的一员。对应着，政治不能干涉哲学，哲学不能干涉科学，科学不能干涉艺术，这是利奥塔和维特根斯坦眼中各种知识和能力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完全的自治，自律而非他律。元叙事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各个领域的语言怎么使用要由一个无所不包的语言的用法决定，一个语言的大一统王朝。 

元叙事或者叫宏大叙事，往往和这些词语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无所不包」，「伟大史诗」，「宏大进程」，「解释并掌控一切」。元叙事并非是叙事的一种，而是叙事，科学，美学等等多种语言游戏之间的一种等级制度。诸语言游戏在这个等级中各司其职，故事创造出一个主体，一个英雄比如说人类或人民。科学提供事实证据证明这个英雄的实存，技术为这个英雄提供开疆扩土的工具。艺术音乐为之敲锣打鼓，大造声势。

从这个视角看，整个思想史就是个元叙事的发展史。从祖师爷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基督教的「科学是神学的婢女」一说、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希特勒的雅利安人种学、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和「又红又专」等等无不渗透着元叙事对知识的强制力。即科学知识往往不能按照自己求真的本性发展，审美不能按照自己追求无目的的愉悦的本性发展，而必须要被代表着权力关系的叙事所渗透所掌控。由此，形成了一个怪物般的，被嫁接在一起的思想体系就被称作元叙事体系。在思想和知识的等级中，每一种活动都被赋予了本质和意义，科学的意义只能在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来评定。这个评定的过程和结果就被称为知识合法化。

利奥塔把元叙事分成两种合法化模式，一种是形而上学模式，在基督教中，对世界的认识服从于对上帝的信仰；在黑格尔那里，知识的发展服从于思辨精神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另一种则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模式，只有当科学能够为人民提供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国防安全的保障时，科学才是正义的，除此之外的任何追求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有害的。当马克思主义抛弃了实践立场而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出现时，就也成为了一种名为经济决定论的元叙事。甚至像康德这种最为明确的反对知识之间的僭越行为，反对形而上学的压迫，主张为科学奠基的革命者，也是某种意义上在用批判的名义去代行知识自我定义之权利。

利奥塔反对元叙事时所依赖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像语言哲学家那样认为这是一种语言的误用？一种该被矫正的故障？还是认为元叙事的覆灭将是历史的必然？是一种事实的运动？可能都不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们不再深挖，不再预言，而只是描述；不再批判而只是解构，不再想建构一个思想体系、而只是提出解释。这并非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就是不求甚解和懒惰的同义词，而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仍然会对现代主义追求绝对正义和绝对知识的后果心有余悸。利奥塔也是这样，他看到了知识在脱离意识形态而成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商品，科学在沦为一种「干巴巴的实证」。但是他并不扼腕叹息于在将来知识何以可能，而是会惊奇于在过去元叙事何以可能？也就是说在利奥塔眼里，元叙事是一个本不该存在却偏偏存在了几千年的东西。

与其说是元叙事崩溃了，不如说是它作为一种合法化方案被抛弃了，被从上层建筑中被踢了出去。如果有需要，它随时会回来，比如在当今各国集体右倾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等元叙事就再次有了市场。但是神像被打破一次就会被打破无数次，元叙事开始从决定每个个体思维方式的无意识的认知结构变成了一种诸多选项中的一种，即他的效力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大了，不能再包揽一切了。当然它仍是最有力的那种，但是统御一切就是元叙事的同义词，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承认其死亡。设想一下，一位皇帝的最大的合法性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广阔的疆域并且在其中没有脱离掌控的因素。如果有一个如同弹丸之地般大小的岛屿仍处在与王土的分裂对峙状态，并非是因为这座岛屿的资源或战略位置，而是因为这种不可掌控本身就是对皇帝合法性极大的威胁。如果这个帝国发生了内乱而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分裂，那么合法性就会遭到更大地削弱。元叙事就处在这个过程，也许作为诸侯和军阀的元叙事仍然存在着，但是作为帝王的元叙事已经死了。

但是千万不能把元叙事的消亡理解成解放，在其背后隐藏着权力的运动。并且并非意味着权力规训效果的减弱，反而是抛弃了过去抛头露面的元叙事而转向了掩人耳目，悄无声息的发生微观作用。只能说在各种技术手段还非常落后的旧时代，规训只能采取元叙事这种粗糙和僵化的策略：用外显的和肉体的暴力决定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而现在每个个体的肖像都能被记录且监视下来。控制从禁止某些声音变成了鼓励所有声音，雷达通过声音来确定个体的位置，不仅是在现实物理空间和数据虚拟空间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文化，政治的空间的定位。从而有能力参与，陪伴着“养成”每一个个体，不断记录着或者说让个体自我记录着状态的动态变化，「个性化」，「用户化」就是针对每一个用户，生产出它的个性而达到预期的各种操作效果。因此过去那种老旧方案就理所应当该被抛弃了。

佯谬的合法化

就像说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真正的信徒，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着自由主义所宣扬的但却不能完全实现的人的自由。后现代主义者往往是现代主义真正的信徒。利奥塔看穿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在追求知识和真理时，却在用整体性和同一来性来伤害他们所信奉的知识和正义。并且伙同暴力一起维持这种伤害，因此利奥塔给出的答复是，要拥抱后现代主义，尽管其背后可能隐藏了更为黑暗更为狡诈的阴谋。

如果说元叙事就像是给知识这本大书强加一个目录，进入知识就必须遵循该目录的层级和秩序，那么佯谬就是在目录已经失效之后给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添加了一个「超链接」。但是点击相同的超链接因而跳转到同一个页面这个事件仅仅是很有可能的，而非绝对的。这样的话，一个页面之间的不确定的相互跳转关系就取代了决定论的层级结构。

利奥塔借用「佯谬」一词来表达他对元叙事的叛逆。理性妄图控制掌握一切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偏执症，元叙事不能容忍任何不能被规范和收编的差异之存在，那么在元叙事失效之后。对其取而代之的当然就该是一种新的知识合法化模式，它的原理上是和元叙事的规范化的合法化模式是一样的，就是通过建立语言游戏间的关联，生产主体身份获得权力。但是前者是后者的「无限制的，不断加速的变体」，是在后者的尸体上的急剧地指数级的分裂和增殖。这种运动被那些信仰着控制论和决定论的自以为掌权者推动，却阴差阳错地为拒绝合作者提供了生存空间。

「测不准原理」，周星驰，淘宝网，抖音，波普艺术，亚文化圈子这些后现代主义的结晶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持哪一种立场呢？是应肆意狂欢，自我麻痹，还是如同旧日贵族般隐居起来冷眼旁观呢？后现代主义曾经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现在却成了规训的手段吗？是追求在当下重建一个元叙事，还是解缆放船，激流勇进呢？

我们不能确定未来的前景，这也是利奥塔之所以深信后现代主义的原因，它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成了反击决定论和元叙事最好的武器。人们行动的意义不再是预先决定好的，而是由行动本身去赋予的，而所有的迷茫和痛仰似乎仅仅是因为人还不适应这种唾手可得的自由和选择。

[1]  《哲学研究》【奥】维特根斯坦著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16

[2]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3]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美】詹明逊著陈清侨译 三联书店1997

[4]  《保卫马克思》【法】路易·阿尔都塞著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2010

[5]  《狱中札记》【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

[6]  《规训与惩罚》【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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