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角度去分析 离婚冷静期为什么令人恐惧？

引论

本文无意针对官方的主要回应进行细致的分析，因为在笔者看来，仅仅基于法条或者政策对离婚冷静期进行理解/分析是不够的。无论网民们的讨论和全国人大、民政部的回应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事实，它们都传达了「维护既有婚姻制度并使之稳定长存」声音，而许多民众，尤其是女性，则对此感到担忧。本文更希望讨论如下的问题：离婚冷静期为什么令人恐惧呢？

恐惧的对象并不仅是......

关于家庭暴力

有39%的女性称遭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和/或性方面的暴力，有52%的男性称自己对亲密伴侣施加过暴暴力。图源：澎湃新闻 

其次，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这样一点：当今社会主流的、正统的声音在不间断呼唤美好和谐家庭，而无数家庭暴力事件被一片海晏河清沉默，只有很小一部分有渠道获得媒体支持、事件本身有戏剧性的暴力案件才得到了关注。它很巧妙地将家庭暴力事件获得的关注称为「炒作」的结果，暗示这些事件要么是虚假的、被媒体夸大的，要么有幕后黑手在对其进行操纵，或者指控对此感到担忧之人皆是「未婚未育的小年轻」，不谙世事地被媒体蛊惑。这种观点以「被误导」的「年轻人」为由头抹消已经处于婚姻中或已经离婚的女性实际的声音。它甚至回避人们在表达恐惧或者担忧的时候所指向并不是单纯的家庭暴力，就试图否认婚姻、家庭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父权压迫，去迎合主流观念的「完整家庭即幸福家庭」。

他们不能理解，担忧的指向不仅是冷静期本身，更是推行这一制度的这个「动作」。在家暴问题引起广泛的担忧时，法律与制度的跟进不在于调整既有的婚姻制度，改善婚姻制度中可能的弱势方、受害方的处境，反而致力于维护这一结构的稳定性。这样的举动，或者说「导向」，是对婚姻关系中不平等的结构的否认，更是对以女性为主的婚姻关系中的弱势者的忽视。也正是因此，女性群体对于离婚冷静期的抵触更激烈，反对声音更大。

在整体的司法程序中（包括调解、诉讼等），流传着「初审不判离」「劝和不劝分」的俗语。《婚姻法》自制定之初，便一直坚持的「反对轻率离婚」的基本原则，这在1950年由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已被明确提及。

这一原则使得法官在判决离婚时非常谨慎。2017年一项针对海口市龙华区法院离婚诉讼的实证调查显示，在该地区首次诉请离婚的判离率与二次诉请离婚的判离率形成巨大反差。其中，首次起诉离婚的判离率为21％，也就是说法院对诉请离婚一方（原告方）的诉讼请求的支持度相当低，对其诉请离婚理由的认定率也相当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依照现有的协议离婚程序，「冲动离婚」即使在城市的核心家庭里也非常困难，更别说传统宗族家庭了。离婚协议中，双方通常需要约定财产处理和子女抚养的具体细节，比如分割共同财产的具体明细、分割方式、交付方式、户口迁移，违约的惩罚方式；子女的探视时间、地点、抚养费支付的方式、教育与医疗费用的承担比例等。这一系列的内容都需要夫妻双方进行磋商、谈判，才能达成一致。诚然，如果没有冷静期，协议离婚在协议书制定完毕后可以迅速实现，但制定离婚协议书本身已经是一个要花大周期进行磋商磨合的过程，经常远远长于30天的「冷静期」。也许感情可以冲动，但对于财产的分割、子女的安置，双方要达成一致似乎并不是「冲动」可以解释的。

《婚姻故事》剧照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离婚自由将要被离婚冷静期剥夺」是一个伪命题——婚姻早就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被重重限制，离婚作为婚姻的退出机制也同样受到来自司法系统与基层司法实践的广泛限制。我们所恐惧的与其说是将要到来的具体限制本身，不如说是这个导火索一般的「冷静期」表现了婚姻自主性进一步丧失的可能性，以及权力机构在其中将要扮演的角色。

恐惧的深层分析

现代婚姻、家庭与国家

家庭是父权制运行的核心空间之一。父权制，根据社会学家哈特曼（Heidi Hartman）的定义，是一种拥有物质基础、最终使男性统治女性、长辈统治后辈成为可能的等级制度关系。[3]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中权力关系运行交错复杂，它包括了长辈对晚辈的优势地位，丈夫对妻子的优势地位等。这些优势/从属地位在某些时候也会形成交叉，例如女性晚辈往往处于更深的屈从地位。我们现在从父权制的概念入手来分析婚姻，并引出国家与父权制之间的复杂角色互动。

Heidi Hartman

现代国家将私人与家庭的领域纳入了国家的话语和运行之中，而这必然意味着从传统父权宗族制中夺走部分权力。公民在现代国家之中能够以个体身份在婚姻中享受许多自主权的前提条件就是约束婚姻的权力被交给了现代国家设置的法律。这种约束要求司法机构、甚至是暴力机构的积极参与（如当一方公然不服从婚姻相关法律时，由暴力机构将其制服）。

在新中国，1950年以「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为精神的《婚姻法》实行后，因为第一次真正落实了「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的原则，中国离婚数量急速增长。1951年到1956年期间全国大约就有600万对夫妇离婚，其中多数是由女性发起的，表达了她们长久以来的不满和积怨。[5]当然，1950婚姻法在条文上与实践中都远非完美，但它仍然代表了一大进步。这表现了女性能够依托现代国家带来的保障（如司法机关对离婚的保证），一定程度上脱离传统家庭中常见的父权制权力结构，获得个人对婚姻决定的自主权。

总的来说，在本段的语境下，国家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是在客观上是正面的，它的介入与进步思想一起削弱了传统父权制婚姻。然而，下一段会告诉我们，这一角色也有其局限。

现在，虽然在立法层面已经有了《反家暴法》《侵权责任法》乃至《刑法》来惩罚家庭暴力行为，但家庭环境的私密性使得诉诸法律充满困难（比如「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有法律效力的证据的匮乏），使上述法案在家暴案件中往往失语失效。部分地区民警在调解矛盾时甚至不知道2016年颁布的《反家暴法》的存在。[8]

在几个月前判决的案例（方洋洋案等）证明，无论虐待罪的规定多么完善，父权制仍然能在国家权力留下的缝隙中生存。但是，到这里，「国家」似乎只是无力或者不愿干涉社会中仍然残留着的父权制余孽，以及在微观层面上的行政和司法实践中（比如某些社区民警和地方法院的行为）不时发生的「未能贯彻法律精神」现象。它的形象仍然是被动的。

方洋洋案

「冷静期」释放的信号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公权力通过将潜在离婚者「幼稚化」，将自己塑造成一种理性者形象，并不经协商地推行「良苦用心」的意志——它在此表现出来的形象恰巧与父权制家庭中家长的形象是同构的。

女性继续被无偿地限制在家庭范围内在现代社会中变得愈发不可能。原本男性的社会劳动也许可以实现养家糊口，今天却需要女性也进入社会劳动。家庭主妇不断减少，女性走入社会越发成为常态。而且，如果女性被完全限制在家务劳动中，就连家庭的再生产很可能也无法实现。在现代社会中子女受教育、社会化的时间拉长，对家庭的经济需求以及家庭再生产的成本也由此普遍提高。这逼迫着家庭中的女性走出来，为了维护家庭而从事有偿工作。矛盾就此产生了——同样为了维护家庭，女性必须要为家庭付出，因为没有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很多时候家庭将无法继续运转下去。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这也正是冷静期令人恐惧的地方：冷静期以及种种国家机器创造的制度试着让人们稳定在家庭之中，而家庭之中的权力结构却又显得如此令人望而生畏。似乎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逃离，但是现代国家试图加强传统家庭以及限制婚姻自主权的趋势，却让人们觉得无处可逃。强力或许可以遏制传统家庭的进一步瓦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家庭，但是这必然是以矛盾的内在激化为代价的。

注释：

[1]  本文认为只要二人结婚就足以构成家庭，这也符合我国《婚姻法》第九条（现《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条）之意旨。
[2]  这一定义取自王思斌老师的《社会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当然，在人类学上家庭的形式也许更为多样化，这一点McKinnon的On Kinship and Marriage进行了良好的补充。但由于本文的论域限定于中国，因此对文中同样有趣的家庭形式暂时搁置不谈。
[3]  本文采哈特曼（Hartman）对父权制的定义。参见Hartman Heidi, 1981. The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in Lydia Sergent ed., Wdmen & Revolution: l42.London: Pluto Press.
[4]  Mann, Susan L. (2011).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何时起女人有权「休夫」？追溯我国第一部《婚姻法》https://m.sohu.com/a/295642572_174270
[6]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7]  参见（2018）桂1222民初108号判决书、（2016）桂1221民初486号判决书等。事实上，在「北大法宝」上以家暴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证据不足、以家庭/子女为重的裁判理由，并最终认定被家暴者败诉。
[8]  对此请阅读Medium上的几篇报道，链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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